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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深圳新优势企业文化咨询机构   孙健耀、夏中华

【提要】

2014年，企业文化理论正式引入中国三十周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经历了理论引入、知识传播、行政推动的三次热潮，而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发布，2014年，以“自发性、系统性、创新性、实效性”为主要特点的第四次浪潮正汹涌来临……

一个被忽视的事实——2014，企业文化理论引入中国30周年

春雷滚滚，怒马奔腾。2014年，对于企业文化建设来说，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先是腾讯借微信红包逆袭阿里，引发人们对腾讯十余年来创新模式与创新文化的全面追索；后是联想从谷歌手中接手没落的摩托罗拉，索尼放下VAIO转卖给JIP，阿里入股360，腾讯投资京东，让异质文化整合成为大众关注话题；2月14日元宵节，中西方情人节的意外邂逅，使得由公共节日到企业文化仪式的联系成为必然；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发布，让人们看到了践行“中国梦”的重要信仰支撑；还有海尔、万科、联想等，也正迎来他们的30周年华诞……

热闹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已经被人们忽视，那就是——2014年，也正是西方企业文化理论引入中国30周年！

众所周知，企业文化的管理实践源于日本，但是，真正作为一种鲜明的管理理论，却是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企业文化四重奏”（即：理查德•帕斯卡尔、安东尼•阿索斯合著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1981年首版；威廉•大内的《Z理论——美国企业界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首版；托马斯•J•彼得斯、小罗伯特•H•沃特曼合著的《追求卓越》，1982年首版；特雷斯•E•迪尔与阿伦•A•肯尼迪合著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1982年首版）在美国的出版而诞生的。正是在1984年，“企业文化四重奏”中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Z理论——美国企业界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追求卓越》（又名《成功之路——美国最佳管理企业的经验》）先后由中国科学技术翻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广西民族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后首印出版(《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1989年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 。十分巧合的是，这一年，因有海尔、联想、万科等首批民族企业领军者的创立而被誉为“中国公司元年”。屈指算来，迄今为止，企业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探索已走过整整30年的历程。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指出，人类文明曾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化三次浪潮，并已迎来第四次浪潮——低碳化浪潮。同理，依据新优势对企业文化理论引入中国30年来实践探索的充分研究，欣喜地发现：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在经历理论引入、知识传播、行政推动的三次浪潮之后，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发布，也将迎来以“自发性、系统性、创新性、实效性”为主要特点的第四次浪潮。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前三次浪潮综述

第一次浪潮：理论引入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一次浪潮是伴随着企业文化理论的引入而兴起的，以前述三本专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为标志，从时间上划分是从1984年到1988年，这几年可以说是中国企业文化的启蒙教育阶段。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是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转型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整个社会掀起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探索与实践热潮。其间也涌现出一批“敢于吃螃蟹”的创业先驱，如时任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前身）厂长的张瑞敏，创建联想公司（联想集团前身）的柳传志，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前身）总经理王石等。这一群人，有着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经济探索期，他们也热切期盼通过科学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来推动企业的观念创新与体制改革。在此背景下，建立在日美优秀企业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企业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可谓适逢其时，社会上很快展开了对企业文化的学习借鉴。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加之这几本专著都只是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重在强调企业文化的价值，而对具体的策略与方法缺乏系统的阐述，导致这一阶段的企业文化建设整体上还只是停留在混沌朦胧的概念认知、盲目模仿阶段，一些企业不顾自身土壤的适应性只热衷于移花接木地抄袭西方成功经验。尽管如此，在此过程中，依然有少数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可圈可点，其中最突出的是海尔。1984年，在企业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张瑞敏提出了基于质量文化与创新文化的“名牌战略”。当整个家电行业片面追求规模产量、忽视产品质量之时，张瑞敏提出了“要么不干、要干就干第一”、“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的理念，开始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并努力从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构建自己的创新模式，成为企业界竞相效仿的典范。

到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整个社会的急剧转型和政治环境变化，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辩迅速升温，诞生并作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文化理论作为一种舶来品，其价值与作用在当时受到了一定的质疑，甚至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逐渐转向低潮。

如果说企业文化建设第一次浪潮只是引入了“企业文化”这一概念，那接下来的第二次浪潮则让这一概念得到了普及性传播。

    第二次浪潮：知识传播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二次浪潮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而兴起的，其标志性事件是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起止时间为1992年到1999年。

1992年开春，正值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国内改革面临理论困境的重要时刻，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强调“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同时，十四大报告还明确提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正式发布企业文化的概念。随后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六中全会对企业文化的作用进行了重申，强调“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育优良的职业道德，树立爱厂敬业、遵法守信、开拓创新的精神”。受一系列政策指引，从1992年起，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轮企业文化建设浪潮，对于企业文化理论的相关学习和研究在企业界和学术界逐渐普及，尤其是在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类似于“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创新发展”等通用型标语口号大行其道。但是，这一阶段所强调的企业文化，主要还定位于企业的文化活动和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内涵理解还是具体的建设方法都比较模糊、粗放、狭隘。因此，企业文化建设第二次浪潮的突出特点，更多表现为国家政策感召下的迎合式发展。不过此间依然不乏一些可圈可点的案例，如深圳的华为。1996年，华为从一开始的制度汇编，转向“管理大纲”的起草，历经多次研讨、审议，十易其稿，最终于1998年3月，正式发布实施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部企业文化纲领性文件《华为基本法》。《华为基本法》总结、提升了华为成功的管理经验，确定华为二次创业的观念、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构筑公司未来发展的宏伟架构。从此，以《华为基本法》为里程碑，华为继续吸收包括IBM等公司在内的各类先进管理技术和工具，完成了公司一次又一次的蜕变，现已成为具有全球行业领先地位的中国最优秀的国际化企业之一。《华为基本法》集中梳理了企业创始人任正非的经营思想，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利用现代管理科学对企业的价值观和经营哲学进行完整系统总结的范例，对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进程起到了非常深远的推动作用。

尽管不乏华为这样将企业文化融入公司经营管理的先行者，但是，总体看来，前两次浪潮并没有给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带来实质性地发展，而更多停留在概念的引进与传播阶段。因此，进入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企业文化的价值不断被质疑，“企业文化无用论”开始广泛蔓延。

第三次浪潮：行政推动

2005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颁布《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内容、组织实施和基本要求等做出了具体部署，明确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起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反映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指导意见的颁布带来了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三次浪潮。这一次浪潮一直持续到2011年。

从第三次浪潮掀起的机缘来看，颇具行政命令式的特色。事实也证明，在国资委红头文件的推动下，从中央到省、市乃至县，不分行业、区域，各级国有企业纷纷聘请专业咨询机构，启动了企业文化工程，形成了一系列建设成果。在此过程中，大唐集团、南方电网、华润集团、中航集团、中国移动等企业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依托先进的企业文化才能得到高效的执行、产生良好的效益，于是在量身打造企业文化的同时，专门设置企业文化部门和岗位进行企业文化管理。这次浪潮还迅速蔓延到民营企业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齐头并进，涌现出众多极富个性和魅力的杰出代表，如阿里巴巴、华为、万科、联想、腾讯、TCL、温氏集团等。1999年，马云在创建阿里巴巴之时，就明确公司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从最初创立B2B的网上交易平台，到2004年投资成立支付宝公司，面向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推出基于中介的安全交易服务，再到2013年拆分平台事业群、筹建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成立“菜鸟网”、推出余额宝理财产品、组建国内首家网络险企——众安在线财险等，阿里巴巴正是以使命为驱动，不断推动战略与平台创新，真正让生意变得“越来越简单”。

与此同时，企业文化研究也持续升温，更多大学教授、管理专家加入到企业文化研究的队伍，关于企业文化的专业书籍也得到大量出版，如著名经济学家历以宁主编的“企业文化丛书”；张大中、孟凡弛、徐文中主编的《企业文化大辞典》；罗长海、黄关从、仇润林主编的《企业文化探索》；魏民洲主编的《中国企业文化小辞库》；刘光明著的《企业文化》；魏杰著的《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生命常青藤》；陈春花著的《领先之道》、《高成长企业的组织与文化创新》等，一时蔚为大观。此外，企业文化专业咨询机构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并渐呈南、北两派对峙之势。“北派”即通常所谓的“学院派”，立足于北京，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的学者及其学生为基础的团队，他们倾向于理论研究，在充当管理知识、管理观念“传教士”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南派”即通常所说的“实战派”，立足于珠三角这片改革开放的沃土，他们大多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在实践中对管理理论的运用深有体悟，崇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注重以企业最终的经营实效来验证企业文化建设的成败。

总体而言，第三次浪潮相对前两次浪潮波及面更广、影响力更深，真正使得企业界开始思考企业文化与现实经营的关系，探索企业文化的体系化发展；但是，行政命令式的推动形式，依然使得许多企业并没有深刻认知企业文化的本质价值，同时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与工具，导致在实际过程中片面追求形式而难以取得实效。

如今，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逐渐兴起，传统产业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亟待以新的观念与思维模式促进产业的变革；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更是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一切都在昭示，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颠覆”与“创新”将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词。基于对前三次浪潮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断言，2014年，在互联网全面驱动产业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加速市场化进程的双重引爆下，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第四次浪潮将会全面来袭！

互联网时代孕育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第四次浪潮

2013年的最后一天，华为发布了一份名为《用数字赢未来，数字化重构新商业》的行业趋势报告，指出：互联网的核心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连接”，成为电力一样的基础设施……但是，互联网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更大的变革和深远影响来自思维方式的改变和变革，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其核心是以“全连接和零距离”来重构我们的思维模式。因此，企业的思维模式、商业模式、营销模式、研发模式、运营模式、服务模式等，都必须以互联网的时代特征为出发点进行重构。该报告对互联网和大数据对于传统产业的颠覆性影响给予了充分支持。

技术和社会的进步，永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快很多，但互联网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1994年4月20日，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刻下了进入互联网时代的起始点。二十年时间过去了，互联网早已不满足于在自己的领域里战斗了，并开始大举正面进军传统行业：

先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传统媒体业。互联网媒体以其大数据、速时效与互动性等特点获得快速发展，而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则一片哀鸿。 2013年，传统的“广告+发行”的商业模式濒临崩盘，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纷纷离职。

接下来是瞄准了通讯运营商。不到3年的时间，像电信、移动、联通这些国有企业的强大垄断优势被腾讯用一个简单的微信基本颠覆了。以至于中国移动总裁李跃感慨：“我们研究过，假如一个客户发1000条短信，我们可以收100元，如果他用微信解决这1000条短信的需求的话，我们拿到的流量费用可能只有几块钱。这就是我们认为微信对传统移动业务的影响和替代。微信是我们替代不了的，但它一定使我们的价值大幅度下滑。”

而后，互联网电商也发起了对传统零售业的攻击。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2013年淘宝天猫“双十一”单日网络销售额突破350亿元大关。商场人少了，沃尔玛也开始关店了，O2O模式悄然盛行。

再接着，互联网集中地攻击了金融业。马云联手基金公司推出余额宝产品，打响了第一枪，百度、腾讯随即跟上，身后更是一群互联网饿狼，余额宝、百信、微信支付无一不对银行业务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贪婪”的互联网也把触角伸到了物流领域。马云南下建立菜鸟网，是对中国物流的重构，传统物流企业已感到了丝丝寒意……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传统企业正在加速“互联网化” ，开始革自己的命：

2013年2月，连锁巨头苏宁更名，摇身一变成了“苏宁云商”，以云技术为基础，整合苏宁前台后台、融合苏宁线上线下，服务全产业、全客群，引领着中国零售行业转型发展的新趋势。

2013年6月，地产大亨万科则抛出“城市配套服务商”的全新定位，并以腾讯作为新榜样，着手对互联网思维进行学习研究，而后参股徽商银行，率先向客户提供国内领先的社区金融服务。

2014年初，中国经营报宣布取消广告部，取而代之的是像互联网公司一样的形形色色的项目团队，通过营造生态化、“动成长”的新型组织形态，来驱动报社经营模式的大胆变革……

毫无疑问，互联网时代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整个社会经济、产业格局、商业模式一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面对互联网咄咄逼人的气势，传统行业互联网化将是必然趋势，只有敞开胸怀拥抱互联网，才会有未来。恰如华为的这份报告所说：“未来的企业，无论从事的什么行业，也无论企业的规模大小，首先是一个‘高科技企业’，不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业务升华和改造的企业，在信息时代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而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融合不仅是技术的融合，首先应该是思想观念的融合，或者说是企业文化的融合。

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这么解读：互联网时代，所有人都是互联网人，所有企业都是互联网企业。因此，每个企业不仅应该运用互联网技术，更应该在企业文化中融入互联网精神。所谓互联网精神，指的是在互联网五十多年发展历程中凝聚、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开放、平等、协作、分享”。互联网精神不仅是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它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从本质上讲，改变和冲击传统行业的并非是互联网这样一种工具形态，而正是互联网精神。例如淘宝网的商业模式，对所有人公平开放，不论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收入水平，均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了创业的梦想；而余额宝，只要在支付宝实名注册，就可以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哪怕你只有1元钱，这就避免了传统基金购买中对资金规模的限制。

以互联网为突出形态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发展大潮，给传统企业带来了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已是不争的事实。是顺应还是固守，将直接决定着企业最终的命运。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更加主动地寻求突破之道，前面所述的苏宁、万科、中国经营报是此中的引领者，后起者将会更加风起云涌。“有理论的企业叱咤风云”。对于传统企业而言，这种突破首要在于与时势同步的企业文化体系，从而切实统领企业经营全局，推动商业模式、组织流程、营销模式、研发模式、运营模式、服务模式的系统变革。从这一点来讲，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将成为以自发性、系统性、创新性、实效性为主要特征的企业文化建设第四次浪潮的孵化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引爆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第四次浪潮

互联网时代孕育了企业文化建设第四次浪潮，而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第四次浪潮的引爆器。

2013年11月9-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场被媒体誉为“20年来最被期待的盛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关键词，勾勒出一幅详尽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

《决定》首先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认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措施和路线图、时间表。《决定》要求，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这对于正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来说，不啻于注入了一注强心针和催化剂。

《决定》表示要大力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支持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为广大民营企业增添前行动力与发展信心的同时，无疑也让他们深切意识到，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大潮中，改革创新已成大势所趋，谁能够对市场的变化做出敏锐的应变，谁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而在此背后是整个企业组织的系统支撑，其中的原动力则在于组织信仰的感召与凝聚。因此，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自觉领悟到企业需要信仰，经营需要哲学，而企业文化就是道术并重、知行合一、基业长青的核心竞争力。基于这种政策影响下潮流趋势的紧逼，将会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自发性地投入到企业文化的构建与创新之中，并且他们会更加注重通过科学的策略与方法，加强企业文化与现实经营的融合，从而实现企业文化的实效价值。

《决定》还对国有企业的类别与功能进行了界定，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国家安全类、民生保障类和完全竞争类，强调“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同时，《决定》还明确了基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机制要求，包括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以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国资委职能、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制度改革、增加市场选人比例，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等。这都意味着国企改革注定将成为中国未来20年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议题。

通过对《决定》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即将形成，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有企业头上的“保护伞”和“紧箍咒”将会同时被打破，将和民营企业处在同一个竞争环境中，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将有望形成。企业改革，文化先行。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更多的国有企业将会发现深化改革、融入市场的根本在于观念的转变，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需要建立不同的使命感、目标追求和经营观，并彻底付诸行动，否则不可能真正担负责任、赢得竞争。由此可见，《决定》对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将产生一系列的根本性影响，那就是今后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将会更加强调市场导向，强调创新与竞争，强调客户与人才，强调社会责任；而国企改革带来的“国、民融合”、股权改制、兼并收购等问题，还会涉及到异质文化的融合等专项课题。

基于上述研判，新优势断言，从2014年开始，中国将进入企业文化系统化建设的黄金十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发布，引爆了企业文化建设的第四次浪潮。